福建师大地理系学习生活点点滴滴(3)---专业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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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机龙 (悉尼) LV.13
2016-12-12 12:01 666/0

误打误撞学地理

如果一个学生,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接触过数学,参加高考后被大学数学系录取,您会有什么想法?

也许您会想,大学数学系的功课很简单,从小学数学的四则运算开始读起,一直读到大学里的高等数学。

但,这不是事实,大学数学就是从大学数学开始学起,不可能从四则运算开头学起。

那么唯一的可能性便是这个学生是“天才”,他(或她)跨跃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充满智慧和勇气直接跨入了大学。

如果这不是一个人如此,而是全班100多号人皆如此,那么就不是一个“天才”,而是一帮“天才”。

这帮“天才”就是我们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的83级全体同学。

就我而言,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的学习生涯中,就是在初二时上过一个学期的地理课。任课教师是苏开福,他和我有亲戚关系,我管他叫姑丈。

他上课照本宣科,没有任何吸引力,加上地理是副科,中考不需要考,所以我们上课时总是心不在焉,马马虎虎对付罢了。

高考结束后填写志愿,我填的是福师大数学系和生物系。当收到地理系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惊诧莫名,我对地理可是一窍不通呀,我想他们搞错了,可能是一字之差把物理系错写成了地理系。

事实是我错了。我后来了解到,1983年的师大地理系的招生全部招收高中理科生,招生老师也就是后来担任辅导员的施维平老师可以用调剂的名义“冠冕堂皇”地把填写其他志愿的考生转至地理系名下。而且师大作为培养人民教师这种特殊行业的大学,有优先招生权。

所以我们都被施老师搜罗到他门下当他的学生了。

所以我们没有学过多少地理知识就直接来读大学地理系了。

(图1)福建师范大学校部,摄于2009年上三路。

晦涩难读的专业课

大学时,我们有公共课程:大学英语、中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体育。还有专业基础课:高等数学、心理学和教育学。

这些不是难的,因为以前多多少少有接触过。

难的是专业方向课:地图学基础、遥感学概论、地球概论、地质学基础、气象学和气候学、地貌学、水文学、土壤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导论、植物地理学、世界(中国)自然地理、世界(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环境学概论。

这些课程的教科书都是厚厚的一大本,枯燥无味,晦涩难懂。即使一页一页去读,也根本读不完,更糟糕的是,读完之后不知道是啥意思。

我感觉我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有时候是理解一些,清楚一些;大多数时候是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糊里糊涂的。

那时,流行的是“教授写书搞课题,讲师上课,助教辅导,辅导员带班”,所以给我们本科生上课无一例外全是讲师。

按现在的情形,这些讲师完全可以是副教授的,只是那时候,高校老师的职称评定一直是“死水一潭”的状态,直到1985年后,职称评定的事情才被摆上议事日程。

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有《地图学基础》的陈由基老师,教《地质学基础》的李祖光老师,《气象学和气候学》的黄华开老师和《土壤地理学》的郭成达老师,《植物地理学》的助教魏守珍,以及教《 世界经济地理》的江萍老师。

高大魁梧的陈由基老师

陈老师教我们大學一年級全年的《地圖學基礎》,他上课头头是道,很吸引人,虽然他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可南人北相,个子高大,非常魁梧,站在讲台上,真的有“高大上”的感觉。

陈老师1953年毕业于原福州大学地理学系,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是50出头的“老讲師”了。

我很喜欢他的野外地形测量实践课。我们被分成小组,拿着标杆,测量相对高度。仪器虽然简单,但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摸过,很有新鲜感。

一个同学站在远处,通过目测仪,确定两点之间地势高差,觉得自己是在野外搞科学调查,自豪感满满。

陈老师很注重野外实习的动手能力,他把课堂搬到野外,开拓了我们的视野,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

这门功课是大一时期的课程,虽然以前的知识是零,但是陈老师由浅入深,室内和野外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让我们耳目一新,不觉得地理是枯燥无趣,令人生畏的。

1988年我和德国的一位研究生SUSAN WAGNER从杭州坐长途车前往黄山做旅游课题时,和陈老师不期而遇。他和家人也坐同一辆大巴去黄山旅游。

当时我的座位正好和SUSAN 紧临一起,不想有一个女孩因想和父母坐的近一些,想和我调换座位。

陈老师帮我说话,说我要给老外翻译,不能调换,实在是“爱莫能助”。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陈老师是否还有印象?

(图2)地理楼,也称2号楼。图片来自网络。

声音洪亮的李祖光老师

大學一年級下學期,李老师教我们《地质学基础》。他个子不高,略显单薄,但中气很足,说话声音洪亮,尤其是高音区,更有穿透金属的能量。

他上课虽然条理清晰,但是对于我而言,内容确实太深奥了。我学得很累,很辛苦。

觉得有趣的是我们1984年12月在永安的地质和地貌的野外实习。他和助教陈方带我们进入一个黑魆魆的桃源洞后,他给我们解释什么是石钟乳、石笋,它们是碳酸盐岩,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形成的。

我们会在公路旁或者再废弃的铁道旁观察岩石的剖面。看着远方,李老师会用他高亢激昂的声音解释着自远古以来的地质构造运动加上千百万年的岩石风化和流水侵蚀才导致现在的地形地貌。
 
他讲完后,如果我们有问题,都是向陈方助教请教的。

陈方老师胖乎乎的,很有喜感。他会不紧不慢地说,地质运动都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至于多久以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也很难确认。

是呀,地球有46亿年的历史,而生物则6亿年的历史,想对于这些,人类的历史不过是300万年。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浓缩在24小時历史中,人类只是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最后的1分10秒,現代人类才出現。要我们短短历史的人类去研究46亿来地球的演变,发生哪些地质构造运动产生的造山运动,真的勉为其难了。

我们总不能对着这些裸露地表的岩石说,请告诉我你们到达发生了什么事,才导致你今天这个面目,在这里沉积下来的?

陈方老师的话,让我们明白:和数学的1+1=2的精确性相比,自然地理学更是一门模糊的,带有很多 “可能性、也许、据推测”这些诸如此类字眼的学科。

我们学生除了认真听讲外,还收集了很多不同种类的岩石,有花岗岩、石灰岩、泥页岩,装满了整整一袋,死沉死沉的。大家准备毕业后带回中学,作为地理实验课的岩石标本。

1987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华东师大的硕士研究生。我的那袋石头就一直放在85级地理系的永定老乡李秀菊位于25号楼的女生宿舍。

后来她搬离宿舍,在征得我同意后,她把这袋石头扔到了垃圾堆去了,一袋的“地理”转瞬间成了“历史”。

(图3)1984年地理系学生永安地质和地貌实习

(图4)1984年地理系学生永安地质和地貌实习

(图4)1984年地理系学生永安地质和地貌实习

慢条斯理的黄华开老师

大學二年級上學期,黄老师主教《气象学和气候学》。他说话慢条斯理,不紧不慢,态度和蔼。

我很怕这门功课,什么积雨云、对流层,地中海式气候等很多术语我记得很吃力。

他闭卷考试的最后一个大题是关于北半球和南半球低中高纬度的季风方向和成因。我只是答对了北半球部分,而南半球则答错了。

分析试卷时,黄老师在台上侃侃而谈,而我还是云里雾里的不甚明白。不过反正我考及格了,也不去深究了。

直到大学毕业后,有一天无意翻到中学地理教材时,我看得课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的描述和解释后,醍醐灌顶、恍然大悟。原来就这么容易,这么EASY。

我当时就想,根本没有必要去学大部头一般晦涩难懂的《气象学和气候学》,只要把初中地理教材和高中地理教材的内容学好,就完全OK了。

也难怪,我们就没有接触过初中和高中的地理课本,所以读起来才觉得相当累。

在校部住宿时,我们洗衣服要到后面教室门口旁边的水池去洗。那里我经常碰到一位来自中学到大学进修地理的女教师,她比我们年龄稍大一些。

每当我向老师提问题时,她就会抢白我,主动替老师帮我解答,她觉得我提的问题太简单,太幼稚了,就像当初江领导对香港记者说,TOO SIMPLE, TOO NAIVE。

不是我装幼稚,装B,而当初的我真的是傻B一个。

幽默风趣的郭成达老师

大二下學期,郭成达老师教我们甲班的《土壤地理学》,乙班的教师是陈珍皋。如果说陈老师不苟言笑,那么郭老师就是幽默风趣。

《土壤地理学》是地理系的重点学科。因为时任系主任的朱鹤健是地理系唯有的两名正教授中的一位。

朱鹤健教授是把土壤学和地理学想结合的鼻祖。他写出全国第一本《世界土壤地理》,编写出获得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的《土壤地理学》。

1983年,福建师大重点扶植以名师为带头人的10个重点学科,其中就有地理学系以朱鹤健先生为带头人的土壤地理学。

随后,经过一段时间,学校发现围绕重点学科组成的学术梯队有利于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因为重点学科都有学术水平较高的学术带头人,有重大的科研课题,有学术 气氛浓厚的科研团队。因此它成为中青年教师成长的一片沃土。我想郭成达老师虽然那时是讲师,但他无疑是学术梯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5年5月,我们地理系83级的全体学生去武夷山进行土壤和植被的自然地理实习,带队老师就是郭成达老师和陈珍皋老师。

我们会在田间地头挖出人工土壤剖面,对土壤的厚度、颜色、颗粒粗细、成分进行层次描述和分析。

有一天,我问郭老师,如果碰巧在挖的地方,曾经有牛拉了一堆牛粪,那怎么分析?

他慢慢地说,有这种可能,还是按照正常程序分析,只不过肥力相比之下会更高,不过这是偶然现象。

实习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地理系实验室完成土壤剖面标本制作。土壤根据其厚度、颜色、颗粒粗细等土壤结构以及PH值、有机质含量等特性进行分类,放置再一个分层的木头箱子上。自上而下有:腐殖质层、淋溶层、淀积层和母质层。

这项作业我完成得很勉强,好在郭老师也让我顺利过关。

武夷山实习时,最令人难忘的是一天之内徒步38公里,光凭“11”路车完成从驻地桐木关到武夷山最高峰黄冈山之间的来回。

本来那天安排了班车,可是由于山体滑坡,大车上不去,只好改为徒步前进。

那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早早出发了。每人分发一个小小的塑料袋,里面是一个鸡蛋和几个小馒头,作为午餐的干粮。

从海拔1054米的桐木关出发,虽然走上坡路,但我们兴致勃勃、兴趣盎然。抬头望去,我们可以观察到武夷山植被呈垂直地带性分布。

武夷山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发育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谱:随海拔递增,依次分布着常绿阔叶林带 (350-1400m,山地红壤)、针叶阔叶过渡带(500-1700m,山地黄红壤)、温性针叶林带(1100-1970m,山地黄壤)、中山草甸 (1700-2158m山地黄红壤)、中山苔藓矮曲林带(1700-1970m,山地黄壤)、中山草甸(1700-2158m,山地草甸土)五个植被带。

在中午时分,经过19公里的徒步后,我们走到了山顶---海拔2158米的黄冈山山顶。一眼望去都是矮矮的稀稀拉拉的山地草甸土。

印象很深刻的倒不是满眼的凄凉景象,只是觉得太阳的紫外线辐射很厉害,那时不懂得涂防晒霜什么的,反正就觉得很晒。

海拔2158米的黄冈山是武夷山最高峰,也是福建省的最高峰。站在山巅,感觉天都离我们近了些,“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俯瞰山脚,虽没有壁立千仞,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感自然而生。

真正的挑战来自于下山。虽然有大路,但此时已经走了19公里,现在走回头路已是强弩之末,没有多少力气了。

有一辆军用吉普车在路上来回穿梭,那些走不动的女生都上了这部车,而我则全程走了下来,走回到营地时,天已经暗了。

这是我人生中一天之内走路路程最长的一次。

记得那天晚上,我的脚一直抽筋,躺在架子床上,无法伸直,只好弯曲地睡去。

有了这次部队拉链式的磨练和训练,以后的徒步旅行都是小小CASE一个。当然那时仗着年轻有活力。

年轻真好,不但体力过人,有的同学还酒量惊人。

武夷山实习的一个晚上,王云岩同学和一帮舍友在宿舍里天高海阔地胡聊,陈小红同学推门而进。热情豪爽的男同学看到美女同学驾到,自然不敢怠慢,大献殷勤。

他们把啤酒和白酒混在一个硕大的搪瓷茶缸里。没想到,小红同学把满满的一大缸混酒一饮而尽,把男同学们看傻了。

更为惊奇的是,男同学们以为她会尽显醉态、原形毕露,结果她是“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男同学个个目瞪口呆。

他们不知道,陈小红同学把她老公的酒量都“占为己有”(他老公滴酒不沾,一沾就醉),喝酒就没有醉过的历史。

(圖5)1985年5月我們小組成員在海拔2158米的黄冈山山頂合照。

(图5)1985年5月地理系学生武夷山土壤和植被地理实习

沉稳而儒雅的魏守珍助教

大二下學期,《植物地理学》的任课老师是吴章钟,但是考试的是魏守珍助教。他带着一副黑色眼睛,显得沉稳而儒雅。在所有助教中,他是最理解我们学生的。

魏老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1978年夏天考取福建师大地理系时,已经是29岁的老大哥了。他班上年纪最轻的同学才16岁,我想,魏老师对同班同学的关心和关爱也延续到我们身上。

植物地理学的实习考试是在地理楼的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举行。一个一个考。考试之前,我们一直哀求魏老师手下留情,不要太难。他不置可否。

真没有想到在考试过程中,他变着法子提醒我们植物的学名,让我们轻松过关。

现在想起来,真的要谢谢魏老师:理解万岁!

其实,知识是几何级数增长的,大学一年级所学的知识,到了大三,就有三分之一的知识过时。

魏老师深深知道: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后来在上海教育学院地理系当了八年的老师,对于那些学员,我也没有为难过。

他们是中学地理教师来教育学院参加240课时的培训的,本身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又是正赶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我非常理解他们人到中年的艰辛和不易。

他们的考试(核)通常就是写上一篇文章就过关了。

有一位地理教师张志彬,向我陈述身体的原因希望我“高抬贵手”,他连文章都没有写就过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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