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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生命之水”

By 纪尘 2016-12-27
蚂蜂窝旅行家专栏出品    |    已有1469人阅读

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我面前摆满了酒:有的已经空了,有的还剩半瓶,有的刚刚开启。

 

在路上的岁月,印象深刻的泡吧有两次:一次在叙利亚,另一次就是在这里——圣·彼得堡。

 

叙利亚的“吧”跟酒没什么关系,倒是跟烟密不可分——人们轮流吸着“SHI SHA”(阿拉伯水烟),一边在熏香和激昂的阿拉伯鼓声中轻轻晃动。

 

俄罗斯人当然也吸烟,甚至也许是世界上吸烟比例最高的,只不过他们吸的不是水烟而是香烟:列车员、超市收银员、街头艺术家、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裹着披肩的老太太、清洁工人……形形色色的人吸着形形色色的香烟,而街边的垃圾桶,只要稍加注意——里面至少有一半是烟蒂。

 

记得在莫斯科的长途汽车站,当时雨一直下,可人们不在乎,他们在候车室门口、小卖部、或者干脆站在雨中——只要那里可以抽烟。

 

当汽车发动,人们站在车门前,深深吸入最后一口烟,恋恋不舍地将几乎烧到过滤嘴的烟弹指一挥——地面顿时落满烟头。雨打在上面,空气散发着淡淡的尼古丁味。

 

除了大量吸烟,俄罗斯人更是大量地消耗酒。俄罗斯作家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就说过:“其他国家的人们是喝酒,在俄罗斯不是喝酒,我们喝的不是伏特加,我们正在喝的是我们的灵魂和精神。”


 

那晚我面前摆满了酒。

 

之所以跑到酒吧,是因为在那座清冷的东欧城市,连日的绵绵阴雨令人突然对喧嚣生出渴望——一旦天明,那种鲜见的热烈就会消失,一切又回到永恒不变的阴霾清寂。

 

酒吧并不好找,我和住同一客栈的台湾人爱丽丝在街头悠转了近两小时,才在一个昏暗的地方发现一小群人——每人手中都拿着酒。酒吧简陋拥挤,我们不得不跟其他人共享一桌。坐下不到五分钟,面前便魔术般出现了一大堆——伏特加!

 

酒是同桌那几个勾肩搭背的俄罗斯男人点的。显然,早在我们到达前他们就已喝了不少——桌上一堆空瓶证明了这点。他们当然不会让酒杯空着——对一些俄罗斯人而言,酒不管逢不逢知己都千杯少。他们高举酒杯,齐声大喊“Vodka!”然后一饮而尽。

 

这场景令人震奋。在这个常年天寒地冻的国度,所见到的俄罗斯面孔大多沉默冷峻,而此刻,他们的热情却几乎将整座城市点燃!


 

蒙古人在这一点上与俄罗斯人很相像。那些平日里总与“外国人”保持一定距离的马背上的民族,只要手上有酒,那么不管你来自何方,一定会用浑厚的嗓音大喊一声“Vodka!”然后不分青红皂白递过酒来,要求你一饮而尽。

 

我曾在蒙古碰到一个沮丧的英国人。他曾雇了两匹马和一位向导(马的主人),计划用一周时间抵达北方森林的查坦人营地,结果最后却花了十六天,因为向导每遇一个蒙古包就要停下来狂喝一顿——英国人当然也不能幸免。于是,他们的行程永远在宿醉与宿醉后的晕乎中度过。待英国人终于清醒并为浪费时间而懊悔不己时,向导满不在乎地说,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纳达慕(蒙古国的一个盛大传统节日)”更重要的?说完,又以其实早就结束了的节日为由干了一大杯。

 

诚然,节日是喝酒的好理由,但那些骑术精湛的草原之子,就算不是节日,如此这般的豪饮也是屡见不鲜。我不止一次看到暮色中的草原,疾驰而过的马背上驮着醉醺醺的蒙古人,他们哼着含混不清的歌曲,蓄满酒精的身体歪歪斜斜。

 

不过,与仍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相比,蒙古城市人的酗酒比例更高,烂醉如泥的醉汉在乌兰巴托街头可说司空见惯。那些人,看上去就像死了一般(有的或者真的死了),公交车上也常可看到因酒醉而衣服肮脏、鼻青脸肿的乘客。

 

尽管如此,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蒙古人,都仍对伏特加忠心耿耿。对他们而言,喝酒氛围并不重要(不需要烛光,不需要情调),重要的是——可以酣畅淋漓地纵情豪饮。

 

从词源来看,“Vodka”来源于斯拉夫语“Woda”( 或“Voda” ),意思是“水”。“水”意味着什么?生命之源。

 

正如这个动荡的大国总是前途未卜的命运一样,在俄罗斯历史上,伏特加不止一次被统治者打入“冷宫”,但不管惩罚有多严历,俄罗斯人从不曾与他们的“生命之水”真正告别。

 

伏特加就像西伯利亚森林里粗糙却生机勃勃的生命,只要一有机会便枝繁叶茂。如果少了这热烈火辣的伏特加,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小人物将如何应对无可依托的孤寂人生?《罪与罚》,便是一杯浓烈的直击人心的伏特加!除了抚慰普通人的忧伤灵魂,伏特加也是战场上战士的密友,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国防部规定每个前线战士每天可领取100克“人民委员”伏特加。对此民众响应积极——在生命轻若蜉蝣、国难当头之际,谁有资格又有谁忍心去责备冲锋陷阵的士兵怀里揣着一瓶酒呢?对战士而言,在充满不确定的生存焦虑面前,伏特加无疑是最神圣的祈祷——体内熊熊燃烧的酒精使残酷战争变得遥远,人们经由此获得异乎寻常的勇气以及一丝宝贵的自由之光——战士们将抛开恐惧,藐视并勇敢面对迫近的死亡……20世纪最为激烈也最为血腥的战争,在双方各付出数百万生命后,以苏联获胜而宣告结束。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至政权解体,真正与伏特加较上劲的苏联领导人只有一个——戈尔巴乔夫。他认为:工伤事故增加、人均寿命缩短、交通事故频发,犯罪率升高等,都是伏特加惹的祸,上任不久便开展了著名的“反酗酒运动”:关闭伏特加酒厂,取缔约90%的酒类商店,甚至连葡萄酒也不能幸免,多个大型葡萄种植园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一时间,执行者们时常牵着猎犬、大睁着眼到处搜寻满嘴酒精味儿的人并把他们送到警局。如果警局已人满为患,就把酒鬼们扔到离城市十几英里外的荒郊野岭。

 

据说禁酒期间,几乎每个晚上,都能看到庞大的“醉鬼大军”在黑暗和寒冷中哆嗦着步行回城。

 

禁酒令频发不久,政府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商店的食糖变得供不应求。难道俄罗斯人民竟然在一夜之间统统“悔悟”并改喝糖水了吗?当然不是。人们买糖是为了——自己酿酒。

 

就这样,明里人们不再找酒买,暗里各种地下私酒作坊却遍地开花,那时候,一些自己不酿却又想喝酒的人,只要对小商贩或邻居做一个小动作——用指头往脖子轻轻一弹,对方马上就心领神会。

 

各式各样的私酒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随之纷至沓来:1980年代的莫斯科,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之一。

 

伏特加不再仅仅是伏特加,它如一把既刺痛统治者也灼伤平民的双刃剑,如一顶充满痛苦的荆刺王冠——可,哪怕它令人头痛欲裂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人们也依然心甘情愿地将这顶王冠带上。


 

之后的叶利钦——一位热爱伏特加的总统,曾废除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然而又因酒业罪案剧增,不得不重启禁酒令。

 

当莫斯科的圣母大教堂为叶利钦敲响丧钟后,普京开始用他那练过柔道、驾驶过战斗机的双臂驾驶俄罗斯巨轮。与众多前领导人一样,普京与伏特加也脱不了干系。不过,普京既不像戈尔巴乔夫般视伏特加为洪水猛兽,也不像叶利钦般逢酒必喝、逢喝必高,这个拥有经济学副博士学位的总统,应对“伏特加问题”的方式是:一边为伏特加500岁诞辰举行盛大庆典(2003年),一边签署新的税收法案——对伏特加的生产和销售增税。

 

税增了,精明的商家于是将目光瞄准名人,比如有“世界枪王”之称的俄罗斯枪械大师——米哈伊·卡拉什尼科夫。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经常能在电视或街头的广告牌看到:一身戎装的卡拉什尼科夫正微笑地举着一杯伏特加。至于酒瓶标签,一律以军营迷彩色打底,上面有时为一支步枪,有时仅仅几个字“AK-47”。这种军人+枪支+烈酒的“英雄主义”,对年青人的冲击和吸引会是何等强烈。

 

后来,又一任总统——梅德韦杰夫,颁发过禁酒令,其中一项内容便是禁止媒体为酒打广告。再后来,普京又回到总统位置……就这样,伏特加屡禁屡解,屡解屡禁。无论是禁还是解,每次结果只有一个,人们对伏特加的忠诚和爱从未消逝。

 

离开酒吧已是凌晨两点。


 

那个夜里,我虽然无法领略伏特加的魅力,却深深体会到伏特加的威力。只要一提起“Vodka”,人们漠然的表情立刻变得生动,各种无法预料的奇异行为接踵而至,仿佛酒神化身群集涌动。

 

独自走在空无的街道,我不知那些躺倒在地的俄罗斯人去了哪里,不知道爱丽丝去了哪里,只记得离开前,一个好心的英国人每隔两分钟就“命令”我喝几口矿泉水——直至把一整瓶水喝完。这是当时惟一的醒酒方法了。虽然,我一共只喝了两小杯伏特加。

 

我坐在那里,在眩晕中静静地看着他们——那些陌生的、离我很近又很远的人们。看着他们笑、他们叫、他们接吻、他们拥抱。

 

寒风中,体温散发得很快,头晕却减轻了许多。路上碰到一对从酒吧出来的男女,两人走路都七倒八歪,可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激情——由于热吻时身子倾斜过度,两人差点掉进河里!

 

我认出了那位女子——爱丽丝。她没有认出我。

 

他们大笑着,在河边稳住身体,然后,再次热烈地倾斜下去……

 

相爱吧,终有一散的人们。

 

回到客栈,一进门,值班的那位布里亚特女服务员便笑容可掬地迎上来——我手里马上多了一杯伏特加!

 

室内音乐震耳欲聋,到处烟雾弥漫,人们的窃窃私语宛若梦呓……清寂的圣·彼得堡那隐匿于黑暗中的热情,在伏特加诚挚的邀请下,正四处萌生、涌动、迸发。抿过小半口酒,走进多人间,却发现里面成了酒厂:不计其数的酒瓶堆塞在所有可能的空间,大部分已空了,一些之所以还残留几口,是因为喝酒的人早已鼾声如雷。

 

摇摇晃晃爬到上铺,抖掉被子上的瓶盖和来路不明的臭袜子,我沉沉地倒了下去——在此起彼伏的鼾声里,仿佛正有一位俄罗斯诗人在深情吟唱:神圣的伏特加啊,你就与伏尔加河一般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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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尘

广西瑶族人,写作者,旅人。有小说及散文发表于国内文学刊物,曾在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独自行走。现居德国。微信:yuanfangjichen 微博:远方纪尘 蚂蜂窝ID:纪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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