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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面对不会说英语的海关保持沉默么?

By 马大象 2017-04-27
蚂蜂窝旅行家专栏出品    |    已有1692人阅读

我在埃及的一个小镇子Siwa遇到了菲尔。小镇子离利比亚边境几十公里,菲尔是一个留着像圣诞老人一样浓密的白色长胡子的英国人。第一次见到他,他坐在古城顶上画水彩画,镇子上的外国人很少,屈指可数,所以每次说“待会见”的时候是真的意味着待会能见到,因为每个外国人来到这个镇子,他们都会在镇子里唯一的一家体面的咖啡馆里打听一些信息,或者是点上一杯茶或者咖啡坐在那里慢慢打发时间。后来第二次在咖啡馆遇到他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我去之前只是发了一封电报,我都不确定他有没有收到这封来自伦敦的电报,或者是一个莫名其妙讲着法语或者阿拉伯语的突尼斯人看到了这封电报。这不重要了,我都已经在这里了。

 

生命很让人惊喜,对么?

 

这是一段充满未知的旅程。那是1975年,我20岁。


(Photo by Dennis Jarvis)

 

1972年,我生活在伦敦,是一个政见激进的左翼年轻人。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嬉皮,那时候嬉皮没落即将到来,但我们浑然不知。和嬉皮们不一样,我发自内心地爱这个地方,伦敦,我出生的地方,我很多时候会仔细地端详这里,那些树,那些建筑,哦,这是最完美的地方,让我如此热爱。

 

我曾经很多次漫步在街头,看那些宏伟、那些几十年来不曾换过容貌的建筑,我深深的被他们迷恋,我拿着一个本子,不停的画,直到那些空白的纸被天空的蓝色,红色的砖墙所覆盖。

 

后来,我去了伦敦最好的艺术学院圣马丁去读Fine Art,我觉得我会在这座城市中得到灵感,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遇到了鲁丁,他来自遥远的突尼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政见相同,富有激情,嗯,我现在妥协了。你可以随着时间发现这种缓慢的变化,当然,作为一个现在的社会主义者,你不会认为斯大林时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的个体从来不会因为完全的平均而幸福。


(Photo by Dennis Jarvis
 

鲁丁很快成为了能和我一起回我家吃我母亲做的小饼干的好朋友,每当有空的时候,我们一起回家,一起讨论我的画作,他对于我有一种近乎苛刻的真诚,虽然我在二十岁不到的时候非常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并以此沾沾自喜,但我仍然能很快接受他的意见。

 

“菲尔,如果你是在练习,那么细节必须终于原物。”

我总是回答说:“上帝啊,鲁丁,难道你就不能放过那些该死的细节,看看这些美丽的色彩,我对色彩的掌握,难道他们不应该得到应有的赞赏嘛?”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哦对了,我们去喝杯茶吧。”我急于结束这个无聊的对我来说毫无肯定感的对话,就拉着他迅速离开了画室兼卧室的屋子。

 

我母亲也很喜欢鲁丁,母亲对于父亲吸烟总是恼怒,但鲁丁拿起巨大的水烟壶的时候她总是笑着摇头:“可怜的孩子,你一定很想家吧?”


一年后,鲁丁成了我的弟弟,我母亲收留了他。

 

那时候没有飞机,早上从伦敦出发,晚上才能到,要坐渡船经过英吉利海峡。而现在不一样了,我早晨早早出发,到巴黎能赶上早饭,那是一段漫长的旅途,你知道我是英国人,英国人对语言并没有天赋,法国这么近,我仍然只会说法语的你好,唉,这些愚蠢的英国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不停的问自己:菲尔,你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来到这些地方,他们可是连英语都不会。在不断的质疑中,我来到了马赛。那时候是乱糟糟的马赛,哦,天呐,你不知道,我觉得那些戴着帽子留着胡子的人看着我仿佛在说:“Well,well,well,wegot one guy here.”

 

这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城,在普罗旺斯的艳阳中闪闪发光。长年累月来自遥远东方和非洲的货物在这里停靠,让这里充满着浓重的异国风情。


(Photo by Dennis Jarvis

我低着头穿过车站起,来到码头,坐上那艘没有卧铺的船。

 

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做过水手梦,我也没有想到我以后会有长途旅行的计划,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并不会说英语的海关——当然如果我知道突尼斯港口的海关不说英语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出发了。

 

那艘船需要二十二个小时,从巴利阿里海的东面径直南下,在地中海上单调的航行二十二个小时,然后到达突尼斯湾。

 

船上的北非阿拉伯人很多,他们蓄着浓密的大胡子,说话的口音像极了南部的意大利人,他们富有热情,情绪高涨,大声和邻座聊天,直到夜深的时候,所有喧闹才暂时停止下来,然后在清晨将至的时候,一切繁闹的景象又突然到来。

 

我整夜没有睡觉,仓促决定出发,我甚至都不太清楚我是不是能找到他,我只知道他回去之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去找他,拿上我的护照就够了,不需要签证,换句话说:如果需要签证,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办突尼斯签证。

 

清晨的地中海,仿佛散发着一种荣耀的光辉,我坐在船头,看着海水被船劈开,快速向两侧翻滚,雪白的浪花后跟着一群海鸟,整条船仿佛被注入了生机。一侧船舷的两个北非人说话声音很大,法语腔调的阿拉伯语。


(Photo by Dennis Jarvis

下午时分我们抵达了港口,我看到一片模糊的黄色从海边升起,在视野里慢慢展开,公元九世纪从腓尼基人占领这里建成迦太基,到罗马人,奥斯曼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都在这里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

 

船慢慢的从突尼斯湾滑过,码头也越来越大,我看到很多黑头发大胡子的人站在码头上注视着我们,船上的人们因此慢慢开始沸腾,或许他们已经远远的看到久违的父母,等待他们回家的妻子。我看到那些藏在海关背后的楼房,有着雪白墙壁和蓝色屋顶的精致小屋子。

 

二十岁的我,踏上突尼斯的港口,我看到他们相互拥抱,岸旁的人在船到来之前挥舞着双手,可是我希望的人,没有出现。我很紧张,也很软弱,恨不得下一秒就离开这里。

 

当时,我以为会有人在路边等我,然而事实上没有。当我从港口排着队进入海关的时候,我甚至还在期盼鲁丁会在外面的大厅里,或者是一排陈旧的栅栏后等我,有可能带着他的孩子——如果他收到了我的电报的话。海关的人不会说英语,看着我的干干净净的护照用一些奇怪的语言问我,我一脸茫然的看着他们,缓慢的重复着:“我是 来 找 我 弟 弟 的。”

 

我看起来可能不像那些操着英国腔调喜欢大呼小叫的游客。

 

十分钟后,我被带到一个小房子里,来了一位年轻小伙子,拿着我的护照看了半天,用一些极其有限的英语盘问我的计划和为什么我在这里,看起来是如此紧张。他问我知不知道我要找的人住在哪里,或许他们可以帮我。我沉默着摇摇头。他又问我要如何做到在不知道对方住址的情况下找到这个“弟弟”,我依旧沉默着摇摇头。我甚至开始有点讨厌自己的决定了,所有这些无法掌控的因素此刻在我心里汇合,汇合成一种懊悔——如果没有做这个草率的决定,那么我现在仍然在伦敦的街头,或许抓着一块华夫饼看着我熟悉的街道,至少我不会像现在这么尴尬。

 

他们想要帮我,可是无从下手,因为他们想知道的答案,我同样也想知道。后来他们放弃了,盖了戳,让我进去,走之前叹口气微笑着对我说:“祝你好运!”

 

在小房子里耽搁了半小时,船上的人都已经过关了,欧洲人都是拿着护照盖个章,所以没用多久大家都走完了。等我走出去后,外面的栅栏基本空了,只剩一些零星的工作人员,什么都没有,没有想像中对着我微笑的鲁丁。他一定是没有收到我的电报,否则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我就在车站对面的咖啡馆坐了两个小时,我不懂法语,咖啡馆的人不懂英语,我想,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想回家。当我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时,“皮埃尔大街”、“30号”这两个字眼出现在我脑海中,是的,好像在伦敦的时候他告诉过我,对,是他结婚的时候告诉我妈妈的。

 

妈妈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直到他回了突尼斯。

 

我从未向上帝祈祷过,对于我来说生活要更实际一些。但此时此刻我心想:上帝,请帮我找到鲁丁吧,否则我真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了。

 

我从咖啡馆里走出来,开始寻找皮埃尔大街。


(Photo by Dennis Jarvis


如今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我很幸运,在二十岁的时候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寻找一个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地址。

 

后来我找到他了,皮埃尔大街30号,没错,我记得很清楚是这个地址,那是一座陈旧的楼房,但收拾得很干净,我走到四层,敲了门,门没锁,一推就开了,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睁着大眼睛看着我,靠着墙有个光着上身的人在睡觉,小男孩看了我一会径直跑到睡觉的人身边,奶声奶气的喊:“Papa,papa…”

 

墙边的人缓慢的坐起来,然后时间定格在那里,我看见一丝欣喜若狂。他慌不迭地的从床上起来,抓起衣服套在头上,上来给了我一个拥抱。

 

自此之后我每两年都会去一次突尼斯,但我再也没能见到他。小鲁丁成了我在突尼斯的另外一个孩子。


“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菲尔从镜片之后看着我,“这是我第一次远行,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鲁丁,那时候他已经得了肺癌。他自己知道病情,但是很乐观,并没有一蹶不振。他简直像一个发了疯的意大利人一样乐观。”


Photo by Tony 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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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象

曾从事建筑设计,目前长期旅行,写身边发生的故事。 微信公众号:badasstrip 微信:uglyelephant 微博:神经病马大象 TA的窝放倒马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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