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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夏天

By 狗子 201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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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时节,让我展开夏天的回忆……

 

最早的记忆似乎是我四五岁时幼儿园举办的一次庆祝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汇演在上午举行,地点在幼儿园空场语录牌下临时搭的舞台上,那应该是1971年左右。那次汇演似乎很隆重,老师们都很紧张,似乎是有什么领导来观看。对了,我上的那个幼儿园就叫六一幼儿园,前身是延安保育院,我记得我们的园长,一个老太太,就是延安时期过来的。那么,那次汇演之所以隆重,可能也是庆祝建院多少周年?


 

那天暴晒,巨热。我记得我们一帮小孩穿着花里胡哨的演出服在烈日炎炎的台侧候场,我还记得一个女老师为我抹红脸蛋,她先用手指蘸了点红颜料抹我脸上,然后在手心里啐口唾沫也抹我脸上了,我现在似乎还能闻见那唾沫的腥味,当时我可能想到的是男孩抹红脸蛋很难看,但所有小朋友都抹了,不情愿也没办法,再有就是明白了他人的唾沫是这么难闻啊。

 

然后的感觉就是巨热巨闷,候场的时间无比漫长,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就在这时,一阵凉风袭来,所有小朋友都深深吸了一口,我也终于有透了一口气的舒畅感,这时一个平时爱卖弄的男孩说了一句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话,他说:你们知道吗,这阵风是从东北吹来的,只有东北才有这样的凉风……我现在想,如此愚蠢的一句话却让我记了一辈子,很可能就是那天被热坏了,如果没有这阵凉风,搞不好我会热昏过去。我小时候心脏不好,平时就有喘不上气的毛病,为此,我妈还带我去阜外医院检查过,好像是先天性心脏有什么缺陷,没得治,等长全乎了就好了,此话不虚。

 

人在绝境下一丁点的纾解都会让你感恩戴德同时刻骨铭心地难忘。这就是我对夏天的第一个记忆,同时这或许也造成了我日后对集体活动的反感继而对集体的反叛?

 

我现在也有了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类似什么文艺演出运动会一类的集体活动我一概鼓动他别掺和,能拆台就拆台,甚至不惜多次对他说傻逼才上台表演呢,但丫却似乎对这类活动挺上心,也好,不像我多好啊。

 

再后来对夏天的记忆就是声音,每到夏天,除了大自然里知了的聒噪,就是来自家家户户的各种声音。我住在三里河一区,那是一片灰砖宿舍楼,那时没有空调,每到夏天,家家门户大开,各种声音从各家飞出,汇聚在这片小区上空,有锅碗瓢盆炒菜声,夫妻吵架孩子哭闹声,各种乐器声(那年头正规教育瘫痪几乎每家孩子都被逼迫学一门乐器),最常见的是手风琴、笛子、琵琶、小提琴、黑管、小号、扬琴、快板……当然也有练美声的,在我听来,所有这些都不好听,但也谈不上多难听。很少有钢琴,那时钢琴太贵,一般人家买不起。也没有吉他,是因为吉他当时被归入资产阶级专有的乐器吗?为什么单单是吉他而不是手风琴或小提琴?这个令人费解。然后等到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所有以上那些乐器都被束之高阁,吉他开始大行于世,我记得1980年代初玉渊潭公园晚上茬琴的已经很疯狂(他们茬的琴可不是什么手风琴小提琴,就是吉他),我去过好几次,俩哥们你来我往,一人一首,多是刘文正、张帝,偶尔有无名氏或者就是作者自己的创作,也有调侃革命歌曲的,我记得一哥们光着膀子原地打转大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唱得荒腔走板又铿锵有力,然后周围一片掌声口哨声叫好声。可见在那个禁锢年代,吉他一直在“地下”流行不绝……

 

也许是那时我还小睡觉早,但我想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道德禁锢,我没听到过叫床声(如今即便是开着空调门窗紧闭我偶尔还能听到),不知那个年代有叫床习惯的夫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无论怎么解决,那会让他们更压抑还是更来劲呢?

 

那个年代,作风不好(男女关系上有问题)大概是仅次于政治有问题的第二宗罪,甚或在民间就是第一宗罪,因为在很多老百姓眼里,政治问题与己无关,而在“有识之士”眼里,对有政治问题的人要么为其惋惜要么干脆就视其为英雄好汉,但,一个人若有作风问题,甭管老百姓还是“有识之士”,他(她)就永远都别想抬头。我记得我家对面楼就有那么一位作风不好的叔叔,这哥们身材魁梧(就是有点胖),浓眉大眼(就是皮肤有点黑两个脸蛋一边一块疙瘩肉),背头梳得一丝不苟,铮亮(那年头有发胶吗?抑或发蜡?),他每天上下班都骑一辆打理得崭新的二八锰钢飞鸽(这是那时最好的男款自行车,我觉得他应该骑的就是这个,最好的女款似乎是二六凤凰),干净挺括的白衬衫扎在带裤线的深色西裤里,足登一双带网眼的皮凉鞋,脚上是那年头特有的尼龙丝袜。见到过他在楼门口抽烟,是把香烟(那时的香烟很少带过滤嘴)插在三寸长的烟嘴里,一只手托着那么横着抽。没见过他老婆。大人们说他作风不好,我们小孩懵懵懂懂没觉得什么,就觉得他挺臭美的,街坊邻居好像没人理他,但感觉他精神头不错,现在想,是这帮大人嫉妒人家吧?愿他一生平安!

 

那时没有电视,一年到头人们的夜晚(至少我家的夜晚)就是在家里听广播,大人们会看报纸,我家还打过扑克,我、我姐、我爸我妈我姥姥,五个人围坐在床上床沿,床上垫着报纸,我还小刚识字,我姥姥干脆不识字,好在我俩都认识牌,应该是打争上游,五个人加上我和我姥姥这俩“弱智”,不玩这个玩什么呢?对了,玩过“拉大车”,那是比争上游更弱智的一种牌戏(我估计训练一下黑猩猩也会),印象中也挺其乐融融的,可见人总有办法打发无聊时光,也可见如今眼花缭乱的各种娱乐某种意义上纯属多余甚至越眼花缭乱反而越无聊了。

 

在夜晚,我和我姐都被逼着练过大字,我姐练隶书,我练柳公权颜真卿,我姐练得比我好,她写的隶书条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被我爸装裱在玻璃框里在墙上挂了多年,我则在这方面一点没长进,除了对传统文化更加地心生厌恶,真是孺子不可教也!还有就是每天临睡前大家都泡脚,早早儿就洗洗睡了,那时的生活方式多健康啊。

 

夏天的夜晚要丰富多彩很多,我们小孩可以在楼下玩,好像玩得最多的是“电报”,一种躲猫猫游戏,玩得每个孩子浑身大汗满身是泥,还有时我们一帮小孩会围在某个大孩子身边听故事,《绿色尸体》《叶飞三下江南》《一双绣花鞋》等等,印象深的是还有一些不知怎么流传过来的日本侦探兼色情故事,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说一男的如何杀了99个女人……这些故事显然比课本里包括“课外书”都有趣,但我觉得它们对我日后的写作以及人生趣向都影响不大,八成是这些故事本身就粗糙加之当年给我们讲故事的大孩子水平有限吧,幸亏我们儿时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一样low,让我们没有成为蠢人也没变态。

 

还有印象的是夏天的夜晚,我们小孩在追跑打闹,不远的楼门口坐着一堆挥舞着蒲扇的老太太,我姥姥就是其中之一。印象中怎么没有老头呢?我爸我妈这样的中年人也不多见,那时不仅没空调,连电扇也没有,在北京夏日的酷暑时节,这帮老头和成年人难道就那么汗流浃背憋家里?莫非成年人尤其男人该着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吗?细想,显然不是。

 

先说为什么我印象中院子里乘凉的没有老头,因为,我爸我妈他们那一代共产党干部,他们的爸爸,也就是我们的爷爷姥爷,一般都在老家务农或者已然过世,城市里不需要他们估计他们也不爱来,他们对于远在北京的儿女的想象应该跟古人对家族里出了个做官的想象差不多吧,你做你的官,我过我的日子。当然,跟古代不同的是,那些年我们的爷爷姥爷在乡下的日子可不那么好过(就是饥饿!),那时严苛的户籍制度断了他们进城投奔子女的念头,尤其是乡下还有别的子女一大家子,要进城也轮不到老人吧,所以我爸的弟弟我的叔叔在我出生(1966)前几年没抗住死掉了,我爷爷据说来北京看了一眼襁褓中的我,回老家没多久也去世了。

 

但我爸妈他们的妈妈也就是我们的奶奶姥姥,她们能来北京以至于在北京留下来最终死在这里,原因就是她们是来给子女带孩子的,政府虽然最大限度地分担干部们的育儿重担(那时我们上幼儿园都是全托,日托的孩子被瞧不起),但孩子刚出生总得有人带吧,像我爸妈他们这种普通干部,不可能雇得起保姆,孩子大点上小学家里有个老人照料总好些吧(虽说那时不用接送),所以像我们这一代,很多孩子都是奶奶姥姥一手带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大院里乘凉的只有老太太没有老头的主要原因吧。

 

至于说我爸妈他们在夏日的夜晚是如何避暑的,我想就是串门。妇女们串门大概就是聊天,男人们或许花样多点,比如他们可能会聚在某人家分析政治形势(世易时移,但中国男人们的这个习惯至今没变),或者会凑四个人打升级(终于带点智力成色了),我爸他们那哥几个估计都是农民进城,血统的限制让他们还“飞跃”不到打桥牌的境界,我小时候多次看着我爸和另外三个叔叔在我家打升级,其中一个叔叔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一个叔叔不停地打榧子逗我玩。某次,这个打榧子的叔叔进门时递给我爸一本用报纸包着皮的书被我爸飞快地塞进公文包。那次他们打完牌不知出门干什么去了,于是我翻我爸的包,那本用报纸包着书皮的书叫《色情间谍》,讲克格勃女特务的,内部资料,那时我大概八九岁,我飞快翻了翻,感觉是挺色情的。后来,我忍不住又翻了几次我爸的公文包,但一无所获。那时我爸他们也就四十来岁,正是精力充沛干事业的大好年华,但那时整个国民经济接近瘫痪,这帮国家计委的干部们估计够百无聊赖的。那年头可玩的又少,我记得我爸和他那几位牌友多次在星期天包括夏日夜晚,聚在街边围着某人的自行车修车玩,一修就是半天,各种工具,调调这儿调调那儿的,我爸有一辆不知他从哪买的二手德国倒轮闸自行车,蓝黑色,这车让那哥几个乐此不疲了很久。

 

后来,我爸多次跟我慨叹文革时要是能把背老三篇的时间拿来学外语就好了,我心想,您就念好吧,万一学外语再被打成白专道路,谁还敢跟您玩牌玩车?再把黄色小说的事抖落出来还得连累人。

 

那个年代没有喝酒的风气,我爸一辈子不吸烟,酒能喝一点,我见过的最多也就一瓶啤酒吧,我曾问过我爸能喝多少,他说年轻时喝大过一次,太难受了,从此远离酒精。我心想,靠,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啊!

 

小时候我见到的大人们喝酒都是来亲戚了,那时一般干部家庭的柜子里通常会存几瓶白酒(我家就是),家里来了客人会开一瓶喝一喝,经常喝不完就拧上盖儿继续搁柜子里存着。那时一般都在家请客,街上也没什么饭馆,“下馆子”是件挺奢侈而且名声也不怎么好的事,大概只有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没被整残的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还留有“下馆子”的习气,至于说老北京酒腻子解放前也下不起馆子,解放后他们要么闷家里喝,要么聚在胡同口副食店,我上中学时还碰到过这帮,还喝过一两回,一个老酒腻子还教我们抽烟如何从耳朵眼里往外出烟……

 

小时候我们家就没下过馆子,我下馆子是上初中以后跟所谓不良少年一起玩的时候的事情了。小时候,我妈的一个朋友的丈夫,是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叫欧阳,我妈一直就是这么叫的,欧阳如何,欧阳家怎样,至于欧阳叫什么,不得而知,这“欧阳”听着就牛逼,就洋,不像我们家,我爸姓贾,这是中国数得过来的若干个最不好听的姓氏之一,他们管我爸叫老贾,管我们家叫老贾家,稍微一恍惚还以为进村了……印象中欧阳家经常下馆子,因为我妈说过欧阳家会吃,会享受,礼拜天动不动就出去吃,西单王府井一类,我家那片(西城三里河)好像也是没什么饭馆。如前所述,我小学的时候也曾跟欧阳家二女儿学过小提琴,欧阳家也是我小时候去过的人家里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九吋黑白,有印象的是有一年国庆还是粉碎四人帮大游行,华国锋站在天安门城楼子上念稿子,电视直播,我正在欧阳家学琴,欧阳老婆对着小电视说华国锋拿手指头沾吐沫翻片太土了。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没两年,欧阳一家子等不及北京的饭馆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大街小巷,迫不及待去了美国,据说美国那边还是没什么饭馆,美国人一般也不爱下馆子。

 

1976年秋天的某日中午,大家都在午休,楼下有人憋着嗓子叫我爸“老贾!老贾!”我家住二楼,我爸去阳台答应,片刻喜形于色回到屋里,差点没原地转三圈。那天我没午睡,目睹了这一幕。后来很快知道,楼下那哥们告诉我爸:四人帮被抓起来了。

 

从此,我的童年也结束了,世界变了模样,而且越变越快令人目不暇接。

 

再没多久,我步入了青春期,夏天充满了色情的意味让我目迷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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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子

本名贾新栩,1966年生于北京,出版有长篇小说《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1、2,随笔集《一个寄生虫的愤怒》,《活去吧》,《散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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