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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去一处赏樱,一定是醍醐寺

By 沈寅 2018-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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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寺自古就是赏樱胜地,图片来源:醍醐寺官网)


从京都坐JR至山科转乘市营地下铁线,不到20分钟抵达醍醐寺站,继续步行至醍醐寺,还得走上一段不短的路。樱花时节,地铁站出口有接驳巴士接送游客往返寺院。也可以选择步行,走着走着,起初路上游客并不多,不禁疑窦丛生,是否走错了方向?待接近寺院时,突然另一番景象,游客如百流入海,从四面八方涌来,进入寺院时已是人山人海。日本流传一句话——如果只去一处地方赏樱,那一定是醍醐寺。

 

早在平安时期,醍醐寺就流传“花之醍醐”的美名,而后,更因为丰臣秀吉的“醍醐花见”让醍醐寺盛名远播。庆长三年(1598年)春,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丰臣秀吉在醍醐寺举办大规模的赏樱会。据说戒备森严,只有秀吉的妻妾及后宫女人们参加,相比昔日北野大茶会时无限风光,此时的秀吉已体弱衰微。在赏樱会上,据说秀吉还吐出了一句:“要是千利休还活着的话……”这已是千利休切腹七年之后,走到人生终点的秀吉是追忆故人?是感慨往昔?亦或是后悔?已无从得知。这一年八月,秀吉去世。

 

醍醐名园


(醍醐寺仁王门处樱花盛开如粉色烟霞一般)


日本樱花景点、名园甚多,每一处皆有特色。如京都的东寺,以一株参天高耸的千年垂枝樱而闻名。醍醐寺樱花相关的景色挺多,最先是两排染井吉野樱,丰盛的浅粉色,往仁王门走,地势渐高,花越厚重,抬头一看,远处宛若弥漫在半空中的粉红色烟霞,遮天蔽日。除染井吉野樱外,醍醐寺也有垂枝樱,几人高,红色枝蔓低垂,层层叠叠,不得不用碗口粗的竹杆支撑着。河津樱、山樱、八重樱……一路游园赏樱,一路遐想当年秀吉赏樱会,估计和现在也差不多。千百年来,醍醐寺没什么改变,加固修葺也维持原来面貌。就像寺内那条土路,春雨后初霁,地上泥泞,也没见寺院将泥地换成水泥路。

 

醍醐寺1994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寺中五重塔、金堂、三宝院皆是日本国宝。所谓日本国宝、重要文化财,是日本对于有形文化遗产的认定,缘于20世纪初日本国力落后,文物外流海外,日本颁布法律,规定“国宝”不允许出国,以保护文化遗产。而后,国宝、重要文化财的认定,也从文物扩展至建筑、庭院等。

 

三宝院是公元1115年,醍醐寺第14代座主胜觉所建,后因兵荒而废,1598年秀吉为“醍醐花见”又重建。三宝院内庭院和大多数日本庭园不太相同,只能在表书院建筑内观赏庭院,无法步入其间游玩,盖因庭院在表书院的一侧,如一长幅绘卷,涵盖三段小瀑布、亭榭、池塘、岛屿、山石等景观,从庭院一端缓步走到另一端,光影变化中仿佛走过了一个世纪。

 

有人曾分析,为什么日本的庭院源头在中国,可观赏庭院的方式却大相径庭?中国赏园在于游,如杜丽娘般的游园,看看荼靡花看看金鱼,看看假山水池,而日本的庭院许多只适合静观,从室内往外看,就像在看一张硕大无比的天然的相片。原因据说是起居习惯,中国原来也是席地而坐,随着凳子的传入,人们坐在凳子上,又从凳子上迈开脚步走了出去,就会想去游园,而韩国、日本,则依旧保留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所以宁可坐在榻榻米上观赏。最早的凳子,也就是李白《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的“床”,也称“胡床”,从西方传来的一种马扎,可以折叠的。


东寺五重塔内的密造佛像,图片来源:东寺官网
 

醍醐寺另一“国宝”五重塔,建造时间更早,于平安时代醍醐天皇敬祈冥福而于朱雀天皇时动工建造,在村上天皇的天历五年(951年)完工。它是京都府下最古老的建筑物,内部壁画被认为是日本密教绘画的始祖。除建筑部分,醍醐寺的收藏文物曾集结为一场“日本醍醐寺藏佛教文物展”,来过上海博物馆。当然,醍醐寺也和大多数日本佛寺一样,自带一座小型博物馆,也就是所谓的“珍宝馆”。游人参观佛寺时,可以一并参观。

 

从唐密到真言宗


(由空海设计的立体曼陀罗,图片来源:东寺官网)


佛教东传日本,基本上是两条途径,最早从大陆传向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再传向日本。另一条途径,则是通过遣隋、唐使跨海直接从中国大陆取经,重要的事件,一是鉴真东渡,一是空海、最澄入唐求法。

 

醍醐寺就和空海有关,由空海的徒孙圣宝,于公元874年创建。空海是日本传奇僧人,也就是《妖猫传》的那个日本和尚,他与另一位僧人最澄就像一对“怨侣”。他们同一年随遣唐使入唐。最澄年长空海7岁,自幼出家,被桓武天皇派遣入唐;空海是“富二代”,原本走仕途,后被佛法感召流浪修行,自行跟随遣唐使入唐。最澄与空海到中国后机遇不同,最澄在中国总共呆了8个月就回国了。而空海则整整学了两年,先是在长安醴泉寺向印度僧侣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而后从青龙寺惠果大师,惠果大师是不空大师的嫡传弟子,为密教第七代祖师,他为空海灌顶并传承了大阿阇梨的地位。


(最澄回国后即受到朝廷认证,以比叡山为大本山的天台宗) 


最澄回国后即受到朝廷认证,以比叡山为大本山的天台宗,比叡山就在京都的东北部。有一种说法,东北部属于“鬼门”,因此,京都建都时特意在比叡山建佛寺来镇压冤魂。比叡山的历史感显然不是京都城里那些后来建造的,精雕细工的佛寺神社可以相比。比叡山曾被织田信长火烧过,盖因僧人太多,有钱有势,资助织田信长的敌对方,惹恼了信长,一把火烧了。


(比叡山分东塔、西塔和横川三片区域,西塔区域有一处释迦摩尼信仰的佛寺,倒是日本不多见的) 

(比叡山曾被织田信长火烧过)


空海运气并不好,他回国时桓武天皇已去世,而且,当时的规定是,“自费生”遣唐需学满20年才能入京。空海显然不够20年,于是只能暂时生活在京都外。直到公元809年,嵯峨天皇时,空海才进入京都,定居高雄山,也就是京都西北部。高雄山是赏枫的名山,有高雄三山之称。

 

空海能够崭露头角也多少因为最澄,但最终两人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疏远,有传闻最澄的弟子去向空海学法后不回惹怒最澄等。平安时期日本较贵族化,佛教多在权贵阶层中,真言宗广受欢迎,纵使最澄成名在前,已是当时佛教掌舵人,也不得不向空海借阅学习密教经典。神护寺至今还收藏有空海时期的佛宝。

 

日本所说的密教,并不是中国大陆流行的藏密,而是唐密,也就是唐代密宗。周一良在《唐代密宗》中写道:“善无畏在公元716年达到中国,稍微他获准翻译随身带来的经典,由此,他成为中国首位密宗大师。金刚智在善无畏后不久来华,他的门徒不空金刚在后来使密宗成为了唐代重要宗派之一。”空海求法的惠果,乃不空的传法弟子。由此看来,由空海传去日本的真言宗确实是唐密的正源支流。

 

不过,如周一良所考,“不空金刚卒于公元774年,其后密宗逐渐衰落。除了日本求法僧在日志中提到的几个名字外,我们不知道更多的大师了……当日本僧人成寻于公元1073年访问(宋)神宗宫殿时,他发现了许多只能是属于密宗的神像,密宗就整个宗派而言却再也没有繁荣,甚至为世所弃”。待元代时,藏密兴起,唐密只在日本真言宗一息尚存。昔日,上海静安寺恢复唐密道场,也是由方丈持松法师三次东渡日本学习密法、购得法器,才将失传千年的唐密金传回中国。

 

日本的“真言宗”,和藏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日本一向是将密教氛围杂密和纯密,杂密指原始佛教以来,片片断断所说的咒法之类的东西;而如《大日经》、《金刚顶经》之类具有体系性、总和性说法的是纯密。据此去对比藏密,藏密通常采用四分法: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事部讲说有关仪式的作法等,而行部是外在仪式作法的同时,加上内在的冥想;瑜伽部是讲说自我与绝对者的合一;无上瑜伽部更发展了瑜伽部之说,并着重身体、生理性因素的冥想。比对来看,事部相当于日本杂密;行部属于日本纯密中的《大日经》等;瑜伽部属纯密中的《金刚顶经》;无上瑜伽部也属于纯密,包括了中国及日本未传、或部分的《秘密集会瑜伽》。从佛教历史发展去看,事部、行部和瑜伽部形成于六七世纪,而无上瑜伽部则晚,传到中国的密教只到第三阶段的瑜伽部,而藏密则特别重视无上瑜伽部。

 

中国消失的,都在日本


(空海大师开辟高野山,如今遍布佛寺)

(高野山中的墓园内,满是日本历史名人)

(高野山内庭院)


了解了关于日本佛教以及日本密宗发展的源流,再看佛教文物,比较容易把握。如,对于“真言宗”来说,最基本的着眼点是空海,空海兴建的佛寺,一是京都东寺,公元823年,东寺被下赐给弘法大师,成为真言密教的道场;另一处是高野山金刚峰寺平安时代的弘仁7年(816年),空海在此修行,建立了真言宗总本山金刚峰寺。空海归日后曾在京都高雄山神护寺呆过一段时间,并在此举行金刚界灌顶、胎藏界灌顶,因此神护寺也是日本真言宗的重要阵地。


(拾阶而上,神护寺山门高高在上,对于游客也是一番体力的考验)

(神护寺内满满是厚厚的苔藓)

(古朴的神护寺)

(神户寺山林幽静,秋季一场雨后,树叶满地,红色枫叶黄色银杏)

(神护寺内不动明王造像,显示神护寺和密宗的渊源)

(神护寺处处都是历史感)

(除了释迦摩尼造像,寺外还遍布绘有释迦摩尼本生纪的佛画故事)

 

不难发现,与空海相关重要的佛教文物,或者说,空海从中国大陆带回日本的文物,基本都收藏在这些佛寺。延续着空海的足迹,遍寻佛宝也成为游日的一条有趣线索。两界曼陀罗——胎藏界曼陀罗、金刚界曼陀罗,原本已不复见,而如今能见到的是摹本,其一收藏在东寺,另一收藏在神护寺灌顶堂。又如空海带回的真言诸祖图像,代表真言宗发展的“族谱”,由唐代李真所绘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一行、惠果五祖,加之补作的龙猛、龙智二祖像,皆收藏于东寺。空海还在东寺讲堂中搞了一个“立体曼陀罗”,由大日如来为中心,围绕着五大菩萨、五大明王、四天王、梵天、帝释天共21尊佛像组合成的“阵法”。


(金刚界曼荼罗,东寺藏,图片来源:东寺官网)

(金刚界曼荼罗,东寺藏,图片来源:东寺官网)


醍醐寺是空海徒孙圣宝所建,从文物传承上看,展品中有一件《大日经》开题,是来自空海亲笔抄录唐代僧人一行所著二十卷《大日经疏》择要摘抄的亲笔草稿。从密宗法物上看,醍醐寺所藏大部分是对空海在东寺所做之复制或延续。比如五大明王像、快庆造不动明王座像、阎魔天、帝释天等造像,很显然是模仿、传承了东寺讲堂“立体曼陀罗”中诸明王诸天的造型。头戴宝冠双手结拳智印的大日如来像,也因袭自东寺。

 

观看佛教文物的意义,可能在于,通过观察比较这些佛教文物,可以感受到佛教艺术样式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由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在长时间内不断改造而形成的。如今,这些不同时期的佛教文物放在一起同时观看,那种感受,就好像在观看一幅历史长卷。

 

另一方面,意义还在于许多佛画题材、样式来自中国,但在中国大陆却“失传”了。如镰仓时代的《文殊渡海图》,源自中国五代时期兴起的五台山“新文殊”题材,为两宋时代日本带回传布;又如平安时期《诃梨帝母像》,其题材样式和台北故宫博物馆藏五代时期《大理国梵像图》相似;还有《五秘密像》,为“五秘密法”本尊法像,也被用于修“理趣经法”,中国大陆唐密一度失传,无法修行此法自然也就无此像之题材样式,其实,两界曼陀罗也属于此类情况。

 

当然,真言宗相关的佛教艺术、法物、文物外,因醍醐寺与丰臣秀吉有一段关系,故而也有一些相关文物。如《醍醐寺赏花诗笺》,来自“醍醐花见”上秀吉与家人、近臣等以醍醐寺为主题写的和歌诗笺集。还有一件秀吉心爱的“大金碗”——不难让人联想到秀吉的“黄金茶室”,但此黄金天目盏并非来自黄金茶室。日本艺术家、作家赤濑川平原曾因参与NHK电视台《通往国宝之旅》拍摄,得以在醍醐寺亲手把玩过这只黄金天目盏,他在《千利休:无尽的前卫》一书中记录当时的情景:“手感的确是坚硬的金属,可是重量比碰上去要轻。表面虽很坚硬,手感却很柔和。”他觉得奇怪,询问之下才发现,原来是木胎包金。“我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对这只金茶碗的感触,仅靠眼观,无从得知,必须亲手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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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寅

《Travel+Leisure》中文版新媒体总监,旅行vedio导演,前《外滩画报》主笔。曾经读万卷书,如今行万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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